寻找逝去的古街钱庄(3)

　　　无巧不成书，寻找了几年，功夫真还不负有心人。一位朋友的朋友告诉我，他有中学袁姓同学，其父亲解放前在太平街开过店子，这位同学的父亲现在一家省级研究所工作。听罢，我邀上二个人驱车赶往这家研究所，可惜老先生已退休回家了。

　　　问明住址后我们赶到袁老先生家。进屋后，说明来意。老先生很配合，讲述了在太平街开钱铺的经历。“我老家在长沙北山镇，家庭颇丰的父亲经人相劝，要他在太平街开一间钱庄，因为太平街生意好，大量的金钱须有地方保管存放。于是和我叔叔一起在太傅里对面租了一间铺面，办起了义昌公号钱庄。我父亲叫袁秉义，我叔叔叫袁秉昌，所以就叫义昌公号。祖父叫袁基恒，为了不忘祖业，在钱票的突出位置用洋文写了祖父的名，“公号”实际上也有袁氏家族公有之意。开钱庄是个好东西，日进斗金，可惜那时放贷利息低，要不然会赚得不听见。1932年，正值我大学毕业，北山乡里不愿再回去，父亲就把我放在钱庄。1938年底，听说日本人要打过来了，我小叔在北门外开了一家热水瓶厂，正缺扩张资金，在当时实业救国的鼓动下，我们就把钱投到那里去了”。

　　　袁老的儿子是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，对湖南历史有些研究。他接过话头说：“要说1938年11月的文夕大火，那是错误的信息误导了这场灾祸。1938年10月25日，武汉沦陷。武汉会战失利后，武汉的机关、工厂，以及大批难民和伤兵都涌入长沙， 使当时30多万人口的长沙骤增至50多万。加上以前长沙作为上海，南京等会战的后方，长沙已经积累了好多战略储备物质，商业也进一步繁荣。但长沙有限的铁路、公路、水路等交通根本难以承载如此大量的迁入，这些都给日后的巨大损失埋下了隐患。11月8日，日军攻入湖南北部，并轰炸了长沙和衡阳。9日、11日，临湘、岳阳接连失守，中日两军对峙于岳阳境内的新墙河一带，长沙的局势十分严峻。1938年11月初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一次南岳会议决定重新划分战区，薛岳升任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，不久又兼任湖南省主席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。薛将军为了阻止日军侵犯，针对湘北地形环境特点，制订了相应防御作战方案，其中主要是利用新墙河、汨罗江、捞刀河、浏阳河四条水系作为天然屏障，进行正面抗击，逐次消耗敌军，待其疲惫之时，再集中优势兵力围歼”。

　　　袁研究员接着说：“眼见日军已临近长沙，11月11日，国民政府最高统帅下达焦土政策，以此阻止日军前行。军政府组成了放火队，一旦日军兵临城下开始放火，疏散百姓。13日凌晨2时许，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突然失火，此时，市内接到误报，把日军抵达“新墙河”的消息当成距长沙仅3公里的“新河”，一时间以讹传讹，市区一片紧张气氛。加之看到伤兵医院失火，误认上头已命放火，肩负放火使命的纵火小分队带着汽油、煤油等燃料到达了预定位置，在没有疏散百姓的情况下，将燃料浇在了房屋上，顿时长沙变成了火海，这场大火一直烧了五天五夜。混乱中3000多人在大火中丧生，全城90%以上的房屋被烧毁，共计5.6万余栋。日军看到长沙城内大火连连，进也没什么路得，就绕道南下了。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《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》估计，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0多亿元，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1.7万亿元，约占长沙经济总值的43%。长沙城内一些文物古迹大多在这次大火中损毁。我父亲他们算是跑得早，资金也撤得快，要不然那点钱都打了水漂。解放后，我爷爷他们这些民族资本所有者被人民政府收编了，都进了公私合营，我父亲因为是知识分子，进了国营单位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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